如果財政困難能夠成為財政支助單位降低養老金的原因,那么養老基金的困難是否會成為某天其他單位降低養老金的原因?
公共機構養老金改革試點的消息掀起了波瀾。支持者認為,改革將有助于改善社會公平,消除單位差異造成的不公平養老金待遇。
有關人士認為,大范圍改革面臨巨大阻力,并對其前景表示謹慎。事業單位養老金改革的直接原因是財政負擔過重。據報道,我國退休事業單位養老金年支出由1990年的不足60億元增加到1000多億元,各級財政負擔沉重。改革迫在眉睫。
這種說法不無道理,對于正在快速老齡化的中國社會來說,養老已逐漸成為熱點問題,養老金待遇作為擇業時的重要考慮因素早已是事實。雖然各機構的估算有所差別,但今后幾十年中國養老金缺口達數萬億元之巨是不爭的事實。
對于總數超過3000萬的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來說,正在著手進行的養老金改革更是關乎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雖然非事業單位的大多數人可以選擇圍觀這次改革,但我以為,圍觀一個將對數千萬家庭產生重大影響的改革并不輕松。
正如輿論普遍認為的那樣,事業單位養老金改革的主要阻力在于公平問題,而影響公平的主要問題來源于同樣依賴于財政資金的公務員沒有納入其中。除此以外,在事業單位養老金改革中,我認為還有兩個問題須加以考慮。
第一個問題,事業單位的養老金總額是不是很高。
事業單位在中國是一種比較特別的組織。它既包括承擔著大量公共服務職責的學校、醫院、福利院等機構,又包括銀監會、證監會這樣的具有公共管理職能的機構。與事業單位紛繁蕪雜的組織機制相比,構成這一龐大人群的復雜性就不值一提了。即便很多人身在其中,對此也可能是知之甚少。
對一個承擔了如此廣泛職能的人群來說,從表面上看,他們的養老金總額攀升幅度的確很高。但考慮到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1990年以來已增長近17倍,財政收入從不足3000億元增至逾6萬億這樣一個事實。拋開人浮于事、機構臃腫、辦事效率低下這種制度性因素不談,單從數字上來看,人數大幅增加的事業單位養老金的攀升幅度并不是很大。
只是這里會引申出來一個問題,如果事業單位養老金只是大體跟上或略超過中國經濟發展節奏的話,那么企業養老金豈不是遠落后于這一節奏?那么應該調整的方向是不斷提高企業養老金水平,使之能夠跟上經濟發展節奏,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用降低其他人群養老金待遇的方式來實現平均。更重要的是,在事業單位這一統稱底下,由于單位的不同,養老金待遇差別很可能存在著天壤之別。
我們有理由相信,花了很多年才搞清楚中國耕地面積遠超世界耕地總面積7%的政府部門最終能搞清楚來源復雜的事業單位究竟有多少人,花了多少養老金。當然,公眾現在并不是很清楚這一點。
第二個問題,具有公共管理職能的事業機構如何參與改革。
并不像很多人所想象的,中國的事業單位和行政機關一目了然、區別清晰。有一些分支機構按事業單位管理的系統實際上在履行公共管理職能,其總部機構甚至是國務院組成部門。而很多按公務員機制管理的單位,實際上又是名副其實的事業單位。在這些部門,養老金體制可謂是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
理順這些復雜的管理體制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而這一成本是難以估量的。實際上,這項工作多年來從未停止過,但是考慮到成本問題,遲遲不能理順。要知道,很多機構擔負著公共管理職能,一般來說應納入公務員序列。但是,這一人群數量極其龐大,短時間內解決無異于紙上談兵。而且,由于這一人群的游說和動員能力遠超其他人群,損害其切身利益的改革更需謹言慎行。
很多人認為,將公務員納入此次改革或許會使這些問題迎刃而解。簡單的看,這種想法很有道理,假如所有財政供養人口均向企業養老金標準看齊,的確有可能使改革得以順利進行。但是,對決策最有影響力的人會削減自己的切身利益么?即便真的做到這一點,那豈不是說所有人的養老金都沒有跟上中國經濟發展的節奏,中國經濟幾十年高速發展的成果會到哪里去呢?這種看似平均的改革可能會導致更嚴重、更極端的不公平。
更重要的是,如果財政困難可以成為財政支助單位降低養老金的原因,那么養老基金的困難也會成為其他單位某天降低養老金的原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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