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來了解關于保險的相關知識，保險現在對于每一個人來說都是生活中需要的，所以了解有關于保險的知識是非常重要的。東莞母親溺死腦癱兒日前案發后，觸動了社會的敏感神經。走過13年含辛茹苦的坎坷路，這位耗盡了錢財，也耗盡了心力的母親，在最絕望的時刻，選擇了這樣一種悲劇的了結方式。

其實，我們的一生當中總是會遇到非常多的選擇，這存在于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疾病面前，在孩子生與死的抉擇面前，已經發生過太多的悲劇，這都呼喚社會建立專門的未成年人醫療保障制度，為孩子們提供一個健康救生圈，也是為家庭撐起一把希望的保護傘。

我們國家的醫保對于我們來說是非常有必要投保的，因為它確實保障了我們的利益，我國醫保從國有大型企業城鎮職工開始覆蓋，然后覆蓋所有城鎮職工，再到城鎮居民和農村村民。與此同時，職工醫療保障要高于城鎮居民和新農合的醫療保障水平，這使得未成年人的保障水平也低于成人。不論在覆蓋次序上還是報銷標準上，當前做法都與《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規定的兒童有權享有可達到的最高標準健康不相符合，這也是前述悲劇的源頭之一。

筆者認為，專門的未成年人醫保制度應盡快建立，盡管并不意味著要另起爐灶，但至少應達到以下三個標準。

首先，覆蓋所有未成年人，為所有未成年人提供一個可獲得醫療保障的平臺。

這無需都由政府埋單，而應區別對待，用有限的資源設計最科學的制度。對于有支付能力的家庭，未成年人醫保制度只是提供一個平臺，讓監護人有渠道和義務為其孩子購買保險，根據自己的財力按不同標準購買。對于低收入家庭，則由財政補貼保費。

有支付能力的家庭未成年人納入醫保的途徑，可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設計，如通過父母所在單位的家屬保險計劃納入，也可通過自由購買方式納入，還可通過稅收等政策來約束和鼓勵家庭、企業購買未成年人醫療保險。

換一個角度看，這也是資源節約和負責任的制度設計。我國福利院超過90%的孩子為殘疾或身患大病，大部分是棄兒。國家目前對這些孩子進行免費手術和治療，然后再通過收養或寄養方式讓他們回歸家庭。這一成本其實很高。

從筆者參與的調研來看，很多家庭遺棄孩子，是為了讓其活下去，一半以上的孩子被遺棄在醫院，即使遺棄在其他地方的孩子，有的父母會在身上留個條，如說救救我的孩子，來世做牛做馬報答您。如果有健全的未成年人醫保制度，讓家庭看到孩子生存下去的希望，這些孩子中很大一部分就不會被遺棄，能留在自己父母身邊得到更好照顧，國家為此支付的成本也大大降低。

其次，由中央統籌，通過政策和資金為未成年人設定滿足實質需要的最低醫療保障標準。

我們的醫保制度由地方財政支持，很多地方還只是縣域統籌或市級統籌，造成醫療保障制度的倒三角，越貧窮，保障越不力，如東部發達省份有的報銷限額可以達到30萬元，而一些貧窮的地方，報銷限額只有1萬元。

生病不像吃飯穿衣那樣貴賤由人，病來如山倒，生死之間沒有第三種選擇，治病時效不能打折。1萬元對于大病往往是挽救不了生命的。正是因為這樣，即便是美國這樣的聯邦制國家，還通過聯邦撥款和州配套的方式，實現兒童醫保的全國統一最低標準。

如果說做不到醫保的全國統籌，是因為缺錢還是因為缺乏制度設計的智慧？孩子們同在祖國藍天下，他們的生命和健康不應該差別對待，不應該因為生活在這個城市就可以活得健康，而在另一個城市就得冒著夭折的風險。

中央統籌還來自于另外兩個現實需求：一是我們國家存在大量的人口流動，單農民工就有2.26億，過低層級的統籌會使大部分弱勢群體難以享受醫保；二是我國優質醫療資源分配不平衡，異地就醫很普遍。如果對所有成年人建立全國統籌的醫保體系尚有困難，那么可先從未成年人開始試點。

再次，建立區別于成人的醫療保障標準。

目前未成年人醫保主要混合于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或新農合中，跟成年人在報銷病種、報銷范圍、報銷額度、報銷限額和支付方式等方面都沒有區別。有的地方對城鎮居民推出了一老一小政策，似乎對未成年人有特別關注，而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發病率顯然不在一個檔次，將老小放在一起保障，未成年人實際上是吃虧的。

在支付方式上我們也在進行著不斷的努力和改革，我們需要了解的就是應在未成年人醫保領域率先實現社保直接結算的方式。如果采用先支付后報銷的方式，對不少大病未成年人家庭來說，醫保制度仍將是水中花、鏡中月。